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丈夫不怕死,怕在事不成
一、 实习高田联队辛亥前一年，也就是1910年12月初，蒋介石从留学的日本振武学校毕业，以“士官候补生”身分，分发到驻屯新泻县高田（现名上越市）的陆军第13师团野炮兵第19联队入伍。多年盼望着实际参加日本陆军学习的时刻终於到来，而且如愿以偿地配属在野炮兵联队。当地居民对于这些留学实习生很感兴趣，根据12月6日《高田新闻》标题“清国学生入队”的报导之中，提到野炮兵第19联队的入伍状况如下：“（昨天）上午9时许，由须藤少尉率领入伍，接受体格检查，并即编入第3中队6名、第4、5中队各5名。伙食方面，和骑兵队一样，给予特别待遇（即在一般士兵的食品之外，每人给予适合於中国人胃口的副食一盘）。当天午饭后，由飞松联队长恳切训话。正因为是被分发到野炮兵部队的入伍者，所以看来体格都非常良好，除其中一人病后体弱外，没有带着病患的人。其姓名及身高、体重纪录如左：……浙江蒋志清——5.59尺（169.4cm），15.78贯（59.2kg）……”蒋介石在高田联队的工作之一是照料军马。野炮兵时代的重要日课就是军马管理。野炮兵战斗能力的优劣，在于机动性，这也就是说，要看如何能够迅速地将战炮运送到目的地为定。而在那个时代的战炮，是要靠军马来搬运的。然而在中国，一般人平时和马接触的机会不多，所以必须要从驾驭和照料军马的初步知识学起。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，养马不算什么了不起的工作，但是100年前，战马是最重要的战术机动力量，而军队中，尤其是野炮联队中能够管理军马，实际上是长官给予战士的最好的训练和栽培。据《高田市史》记载，“分发在高田的中国留学生，1/3属於清廷方面的满人，2/3为汉人，两者感情对立，就连在休息或外出的时候，也都不交谈”，由此可见由同盟会所倡导的民族觉醒以后，国人间满汉对立的严重。但是在高田的兵营生活时期，蒋介石一心一意地把精神用之於“吸收日本”，把身体委之於“军事训练”，而暂停了在部队里公开的革命活动。不过国内的革命运动则正与日俱增。留学生们无论其是否赞成革命，总之，他们的关心都集中在由新闻报导等方面所传播来的国内动态。当四川省掀起保路运动的1911年夏季，高田的军事留学生们正好获得了较长期间的休假，蒋介石立即回到上海，拜见了他的革命领路人陈其美。虽然假期不长，但在这个时候还是参加了营救受刑同志张恭，和计划暗杀出卖了张恭的学者刘师培、何震夫妇。刘在日本时曾经担任同盟会喉舌《民报》的编辑，看来是热心忠诚的中坚党员，然而，刘妻何震却首先被满清两江总督端方所收买，跟着刘也就成了端方的间谍。1908年，陈其美为了要在江、浙两省发动革命而设置秘密机关於上海筹商起义计划，突然被租界警察搜查，当时，陈其美刚好不在而得免於难，但张恭则因而被捕系狱。此案是刘师培将集会的情况向端方告密，端方乃要求上海租界的警察当局进行取缔所致。暗杀，在革命行动来说，是不可避免的辅助工作。胡汉民等人曾有一段时间肯定地说：“此不止为复仇计，亦以寒敌之胆，而张吾军”，然而，孙中山则加以否定，他认为，纵使能够杀掉一个敌人，我方也只会是牺牲一个人去拼掉对方的命，并不能打倒敌人的势力，权衡之下，因暗杀而牺牲优秀同志，甚至有招致影响其他整体计划的后果的可虑。特别是孙先生当时在美国从事筹款活动，唯恐美国人对於暗杀会发生反感，故而与同志们联络，劝告对於暗杀要慎重节制。于是蒋介还因为暑假期限已近，乃中止暗杀计划，於10月间再度回到高田联队。而此时国内冲击性的新闻报导，接踵而来。10月10日，革命军在武昌奋起发难，这是盼望已久的消息——终於点燃了决定中国命运的辛亥革命战火。革命军一夜之间，夺得武昌，树立军政府，翌日，汉口、汉阳相继光复。时间迫不及待，上海陈其美发来十万火急电报，催促蒋介石归国，因为革命军亟需要训练有素的实战指挥官。蒋介石事后回忆道：“这一年我正是25岁，我觉得这是我们军人效命的时候到了，於是立即从日本回国，参加实际的革命工作，开始献身於革命事业。直到现在，都是为了贯彻我当初从军报国的一念。我在青年的时候，能够立志从军，而且千方百计，不顾一切的挫折困苦，达到了我从军当兵的志愿；如今回想起来，实在是我平生最快意的一件事。”二、 毅然回国革命为了归国，蒋向师团长长冈外史提出了请假报告，长冈外史予以拒绝。不得已，乃和联队长飞松宽吾商洽。好不容易得到了短假，这是联队长职权范围内所能核准的最大时限。一同请假的同学，有张群、陈星枢两人。正式奉准的假期，虽然只是48小时，但从此离营赴义的实情，已为袍泽和长官所知，且曾悄悄地为之设宴惜别，贺其迈向人生的旅程。主持别宴的日本军官高举着酒杯说：“日本军人在道别时，饮水干杯。这种水杯，是日本武士诀别之际，传杯共饮誓不生还的表现！”当时的景况，真有“风萧萧兮易水寒，壮士一去兮不复还”的气概。蒋介石差不多将近一年的日本陆军生活，到此结束。同行的张群曾经回忆当时归国情况说：“由高田乘火车，首先到了东京，总统（蒋介石）是浙江人，我是四川人，分别向本省同盟会的东京支部领取旅费，也都换了衣服，总统穿和服，我穿日本学生服。如果在48小时内不能归队，便会被当作逃兵，由宪兵开始查缉，为掩蔽身分，故而换了衣服。连毒药也都买好了，这是准备在万一之际，就得自杀，的确是有舍生就死的决心。然后，再度乘火车前往长崎，登上了开往上海的轮船。”在东京的时候，他们把军服和佩剑收拾乾净，用邮政小包寄回高田连队。这不仅是为免背上“盗走公物”的污名，而且更是对於受教很多的日本军人生活，在最后要作一个很恰当的总结。而日军当局，对於在过了48小时之后未见归队的蒋介石等人视同逃亡，出动宪兵队查缉。其后，日本陆军省给予蒋等人以“退队”的处分。这次归国的留学生，在野炮兵19联队方面，有蒋、张、陈3人，此外，陆军炮兵学校学生、陆军经理学校学生、士官学校学生等合计有23人，也都被处以“退学”处分。陆军大臣石本新六男爵於11月8日以公文将处分情形通告外务大臣内田康哉子爵：“似此行动，在我军纪严肃的陆军中，最为嫌忌，彼等虽属清国人，但隶籍於我陆军部内，则不能轻易置之不问。”11月11日，又照会了清廷驻日公使。 蒋介石和张群等人离开日本高田回到上海，是在10月30日，碰巧正是他24周岁的生日前夕。此时，尚在武昌首义之后不到3个星期，革命军方面，担任总指挥的黄兴等人才到达武汉；已经光复的省区，也还只有湖北、湖南、陕西、山西4省。等候着他的，是在家乡浙江省杭州的平生第一次作战。蒋一回到上海，首先就去拜访陈其美。陈其美所策划在上海和杭州同时举义的准备工作，已经进入完成阶段。陈其美对蒋指示，立即前往杭州，加入当地同志的行列，担负起武装行动的领导任务。于是，旅途劳顿，未暇休息，他就和黄郛、陈泉卿等人驰往杭州。杭州距离家乡奉化县溪口镇不过130公里，蒋不克归省在乡的母亲王太夫人和长兄锡侯，但寄去绝命家书，决心身殉革命。这封信没有留下底稿，但是随信奉上的诀别照却是玉树临风、到处流传，一改后人多年偏见。王太夫人特遣专人带来回信，勗勉独子“死生一视於义，毋以家事為念”，也可称佳话嘉言。这时，由陈其美所领导的作战行动已经展开。陈其美接到武昌发难的密电之后，迅即於10月12日到达杭州，和潜伏在当地新军内的同志顾乃斌、褚辅成、童保暄等人，交换了具体意见。接头之后，陈其美为了策划在上海起义的准备工作而回去，过了一星期，又派姚勇忱代表前来，继续商议。三、 勇任敢死队长上海、杭州的奋起，具有左右革命军全盘战局的意义。因为自从武汉光復之后到这个时候，虽然在长沙、西安、九江等地也已经革命成功，但清军出动全力反扑，11月1日，在汉口的革命军就已被清军冯国璋部打败，发生了汉口失守的事态。清军乘势沿长江进袭，更出现了革命军有被全面压制的危机，如其果真那样，则在武昌点燃的革命火焰，势将为之熄灭，是故在上海、杭州的起义能否成功，实际是中国革命的命运关键，绝对不许失败。作为杭州起义的主力，是属於潜伏在新军第81标和82标内的革命同志们。由於这两支部队都驻防城外，所在位置，不够方便，加上防范革命的清军当局控制着武器，每一士兵分配子弹不满5发，而防守城内旗营的满人部队，则火力优裕，并且在军械局派驻多数兵力担任守备，很难期待在一开战时就能将之夺取过来，可见在军力方面，满清势力实则居於压倒性的优势。蒋介石到达杭州之后，便和顾乃斌等人分析战况，决定了起义行动的大致计划如下：一、以驻屯在城内的宪兵司令部执事官童保暄为临时总指挥，开启城门；二、在杭州北方的第81标及马队、炮队，由该标代理标统朱瑞率领，自艮山门入城，攻击军械局及旗营；三、在杭州南方的第82标及工队、辎队，由该标标统周承英统率，自凤山门入城，攻击抚署；四、此外，编组“先锋敢死队”，由蒋介石统率，分为两支，配合南面第82标的一支由蒋和张伯崎、董梦蛟指挥，配合北面第81标的一支由王金发指挥。蒋在这个计划决定之后，立即回到上海，向陈其美复命，并领到给褚辅成的经费银元3600元。至於在上海的重要工作，则是募集敢死团的兵员，应募者很快的便超过了100人。11月3日，蒋率领这些人回到杭州，分住在奉化试馆及仁和火腿店内待命。当天深夜，令人兴奋的消息传到了杭州——“陈其美已在上海发难，光復在即”。得到上海发难的消息之后，杭州方面便在深夜集合同志，举行紧急会议，结果，预定在第二天，也就是4日深夜按照既定计划展开行动。临时司令部设置在清泰车站。敢死团每15人为一队，编成5队。由於参加的人数踊跃，武器不敷分配，每队只能有10人配备手枪，5人携带炸弹。蒋介石於出发之前，在奉化试馆对队员们激励道：“我们的革命，孰胜孰败，并不能根据数字来决定，革命军应该以一当百，我们这100个人能够和一万个敌人战斗；还有，时机也是得胜的重要因素，这个时机，现正掌握在我们的手里。”蒋介石终於面临了他人生的第一次战争。据他后来的回忆：“出发之际，将配合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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